菲律宾官网赌场网址  |  文档资料  |  最近更新  |  MAP  |  TAG  | 
注册
手机版
菲律宾官网赌场网址
当前位置:菲律宾官网赌场网址 > 历史文化 > 中国历史 > 瞿艳丹:《七经孟子考文》正副本研究

菲律宾赌城娱乐平台:瞿艳丹:《七经孟子考文》正副本研究

分享人:烟花 来源:互联网 时间:2018-06-06 阅读:0
导读:编者按:本文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7年第4期,53—66页。 《七经孟子考文》正副本研究 瞿艳丹 提 要:《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是在《七经孟子考文》基础上完成的。若研究《补遗》及山井鼎的学问,则不能绕开《考文》等请看下面详细内容...

菲律宾赌城官方网站

可是我想要是以后地球上的人们又增加了,还不是要打仗吗,我又在地球上搞实验,我把一些离我们近的星球,把他们的泥土带回,也像月球一样。(解释1分,赏析各联1分)   陆游《秋夜纪怀》高考诗词阅读训练附答案  秋夜纪怀  【宋】陆游  北斗垂莽苍,明河①浮太清②。

编者按:本文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7年第4期,53—66页。

《七经孟子考文》正副本研究

瞿艳丹

提 要:《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是在《七经孟子考文》基础上完成的。若研究《补遗》及山井鼎的学问,则不能绕开《考文》。而《考文》并无刊本,只有写本。本文对《考文》正副三种写本展开调查,稽考各自的流传过程及现状,并从笔迹、内容等方面解明三者关系,兼考此书在藏家、学者、旧书店和图书馆之间流转之命运。

关键词:《七经孟子考文》;山井鼎;写本;书籍史

前 言

江户时期学者山井鼎撰、荻生观等补遗《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以下称《补遗》)是收入《四库全书》唯一一部日人著作,素受中日两国学界关注。此书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大约在乾隆中期。至杨守敬赴日访书,以《七经孟子考文》(以下称《考文》)所载为参考,极力搜访山井鼎所见孤本、珍本,此外,更留心《考文》未见之日藏诸本:“日本古钞本,以经部为最。经部之中,又以易、论语为多。大抵根原于李唐,或传钞于北宋。是皆我国所未闻。其见于《七经孟子考文》者,每经不过一二种,实未足概彼国古籍之全。”[①]

有关此书如何传入中国、中国学者又有怎样的评价,狩野直喜在《山井鼎と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文中考述极详,是钩沉山井鼎事迹、稽考《补遗》成立及学术地位的重要研究[②]。狩野作此文的直接缘由,是1925年夏他为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购入了西条藩旧藏山井鼎手定献进本《考文》。

山井鼎是江户中期儒者,生于纪州南部,字君彝,号崑崙,出生之年有元禄三年(1690)、天和元年(1681)等说,前人学者已有考述[③]。宝永四年(1707)年始游学江户,入徂徕门。享保三年(1718),出仕伊予西条藩。享保五年(1720)与同门根本武夷同往足利学校校书,享保九年(1724)方竣。享保十一年(1726)将《考文》写本献上西条藩,藩主认可此书价值,命作副本二通,献给宗藩纪州家与幕府。而献给幕府,是在享保十三年(1728)六月,此时山井鼎已病逝六月有余。八代将军吉宗命荻生观等学者再校《考文》,次年完成,即《补遗》。享保十六年(1731),《补遗》刊行,并在幕府的命令之下,由长崎送至中国[④]。《补遗》版本甚多,享保十六年刊本外,尚有宽政三年(1791)修补本、四库全书本、阮元小琅嬛僊馆嘉庆二年(1797)序刊本、松泽老泉文政三年(1820)汇刻书目外集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等。

由上可知,《补遗》是在《考文》的基础上作成,因此,若研究《补遗》,则无法绕开对《考文》的分析。而《考文》无有刊本,今暂见三种写本,概括如下:西条藩旧藏《考文》原本,今藏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以下称京大本);纪州藩旧藏副本,今藏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以下称天理本);幕府旧藏副本,今藏宫内厅书陵部(以下称宫内厅本)[⑤]。

《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经部”下有“七经孟子考文”条:

精钞本,此为山井鼎奏进幕府原本,前有享保十有一年郡山教官物茂卿序并其印记。……其书微有不与刻本同处,旧藏枫山文库,每册首有“秘阁图书之章”印记[⑥]。

“其书微有不与刻本同处”一语揭示出《考文》写本与《补遗》的距离,值得留意。而事实上,宫内厅本《考文》与京大本、天理本亦均有不同处。本文先后对此三本进行调查,从形式到内容考其异同。在此调查基础上,本文将对《考文》三种写本的流传情况及彼此关系加以考证,探索《补遗》成立之前不可忽视的部分;兼考此书在藏家、学者、旧书店和图书馆之间流转之命运,由此探求不同时代学问风气的变与不变。

一、京大本《考文》的流传过程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名门贵族变动甚巨,典籍文物流出甚多。西条藩藏书的散出,正在此时。《山井鼎と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作于1926年3月,开篇云:“去年夏,我学购得享保年间西条侯儒臣山井鼎所撰《七经孟子考文》。乃侯之裔孙某子爵旧藏,实为山井手定献进本。”[⑦]此书一直藏于京大附属图书馆,列为贵重书,有《周易》十卷三册,《尚书》二十卷三册(附《古文考》一卷),《毛诗》二十卷六册,《左传》六十卷六册,《礼记》六十三卷十册,《论语》十卷二册,《孝经》与《论语》下同册、为一卷,《孟子》十四卷二册,凡一百九十九卷、三十二册。京大附图藏书印标记为“大正14.10.13”,即1925年10月13日登记入库。京大附图本书目卡片所载信息揭示了此书的入藏方式:“文学部购入,大正14年10月13日,酒井宇吉。写,和,大。周易三卷,尚书三卷,毛诗六卷,左传六卷,礼记十卷,论语二卷,孝经一卷,孟子二卷。1000,000。”此处以卷数表示册数,这种计数方式,是此书分卷记载混乱的原因,顾永新先生已详有论考[⑧]。“写”即写本,“和”即和书,“大”即美浓判开本[⑨]。

酒井宇吉即东京一诚堂初代主人,曾在旧书市场十分景气的大正十四年(1925)出版《一诚堂古书籍目录》[⑩],卷首有“一诚堂展览会之图”,画面右侧有书册与书箱,并海报:“物茂卿叙文,金壹千叁百圆也。山井鼎自笔本,七经孟子考文。”(见下图)

《一诚堂古书籍目录》图书分类凡三十种,在第十一种“汉文、和汉诗文、诗作书类之部”,赫然见到“山井鼎稿本,七经孟子考文,全三十二册”的整页配图,中置书箱,正面签条云“七经孟子考文”,展示荻生徂徕题识并凡例之页,并第三十二册封面。目录云“箱入 和 三十二册 壹千叁百圆”,运费三元[?]。书目卡片上的“1000,000”,即1000日元。[?]

幸运的是,狩野直喜在《半农书屋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京大购入《考文》的始末并《山井鼎と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文的撰写经过,可以从中看到当时京都大学中国学领域的师生对此书的共同关注。

1925年(大正乙丑)7月27日,狩野因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之公务出差东京。28日:“至书肆一诚堂。求见山井鼎直笔七经孟子考文。以主人不在,不得见。”8月8日:“东京一诚堂主人携七经孟子考文至。索价千金。命留之于家。拟与同僚议。买入于大学。请内藤教授共览。君以为书中似有系山井自写者。”14日:“仓石(武四郎)生至。示以原本七经考文。”16日:“午前小川博士琢治携其二子至。观七经孟子考文。”20日:“小川君致纪藩秘录而至。”9月13日:“午前访矢野博士。予数日以来考七经孟子考文入中国事,欲托搜讨长崎文献也,终日在家读书。”14日:“午前上学。仍考七经孟子考文入中国始末。”19日:“傍晚至大学。见斯文学会研究部诸人。讲說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入中土始末。12月12日,“夜至支那学会讲演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入中土始末。”[?]

以上可知,1925年自夏至冬,狩野直喜围绕《七经孟子考文》展开了访书、购书、搜集资料、研究和讲学等一系列工作。在考订写本笔迹和文献价值的过程中,内藤湖南的意见起到很大作用。小川琢治、矢野仁一等人均为狩野搜寻过相关史料。而狩野也十分及时地将最新研究成果报告给斯文学会、支那学会的同仁。弟子仓石武四郎亦在第一时间见到了此书[?]。

检京大本《考文》可知,书高29cm、广19cm,版框内高22.3cm、广15cm,靛色封面,正文半页九行,每行约廿字,版心上刊“七经孟子考文”。每册卷首均钤有“西条邸图书记”,可知原为西条藩在江户的府邸所藏。内藤湖南认为书中有山井鼎笔迹,定说称其乃山井最初献给西条藩的誊抄本,是可靠的推断。京大本《考文》约有五种不同笔迹,对比京大人文研所藏山井手校嘉靖中闽刻本《十三经注疏》批注笔迹,确有一种相当接近(见附录1-1)。

正本《考文》入藏京大后,一直不乏学者关注。如1937年大阪府立图书馆主持的“孝经善本展览会”上,曾展出此本《古文孝经》一叶[?]。但也许因为《补遗》各种刊本的流行,人们并未对《考文》写本有菲律宾赌城留心及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京大人文研藏山井鼎手校嘉靖闽本《十三经注疏》批注之外,正本《考文》则最能反映山井鼎思考之原貌,故而本文以此为起点,继续查考山井鼎身后两种副本《考文》的成立、流传轨迹。

二、天理本《考文》的流传过程

现藏于天理图书馆的《考文》,是西条藩献给纪州藩的副本,维新后入藏纪州德川家南葵文库。有关此本流传,历来多有不明处。大庭脩即曾遍寻此本而不得:

西条家的现在在京大。将军家的现在在宫内厅书陵部。那么,还有给纪州家的。纪州家的这本怎么样了呢?这是极有趣的问题,纪州本在南葵文库。南葵文库在关东大震灾后寄赠给东京大学。我到东大图书馆碰运气,问他们新收书目里有没有南葵文库的《七经孟子考文》。管理员打开目录给我看。确实有。但却被划了删除的红线。管理员称,划了红线的一开始就没进到本馆[?]。

可知自从南葵文库将藏书寄赠东京大学之后,纪州旧藏《考文》写本便去向不明。南葵文库创始人为纪州德川家第十五代藩主德川赖伦(1872-1925),曾于山井鼎学统之后裔山井璞辅的养子山井清溪所办私塾读书。明治二十九年(1906),赖伦游历欧美,尤其留心图书馆建设。回国后,即命人整理家藏图书,构思建设图书馆[?]。明治四十一年(1908),南葵文库开放阅览,公开图书计58659册,均钤“南葵文库”之印。《南葵文库藏书目录》中,有“七经孟子考文 山井鼎 撰写 三二”条[?],即此副本。

大正十二年(1923),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在关东大地震中遭遇火厄,损失惨重,正为经营图书馆苦恼的赖伦遂趁此机会,将南葵文库大部分藏书一举捐赠东大附图。这在当时相当轰动,传为美谈。南葵文库由东大附图接管,赖伦只带走部分与家族渊源密切、难以割舍的善本。不久,清溪后人山井良发现山井家寄存在南葵文库的图书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已捐与东大,遂要求东大返还家族藏书。但交接手续已完成,东大自然不允,此事便不了了之。然而因缘有定,后来山井良整理自家藏书,发现有些珍籍一开始就未寄存南葵文库。而赖伦遗物中也发现不少未曾交与东大的山井家旧藏[?]。这些书籍后来流往拍卖场,当中便有天理本《考文》及京大人文研藏山井鼎手校嘉靖闽刻本《十三经注疏》。

山井鼎手校闽刻本《十三经注疏》书影,现藏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34年6月25日,《日本古书通信》登出“纪州家旧藏书卖立速报”一则报导,介绍6月22日于大阪书林具乐部召开鹿田松云堂主持的大型拍卖会,附有拍卖目录,《七经孟子考文》赫然在列,注云:“正本,纪藩山井鼎自笔献上本,享保十一年物茂卿序,大形保存极良。”[?]这里的“自笔献上本”不够准确,应该是据其亲笔献上本所作副本。

纪州德川家的这场拍卖会,在反町茂雄的回忆里屡屡登场,他将之视为战前旧书市场黄金时期的一大高潮:

拍卖结果几乎七成都由拍卖方鹿田氏独占拍得,力压群雄,价格极可观。后据鹿田云,几乎都由和歌山某有实力之书画商(暂不记得其名)购得。(中略)当中《十三经注疏》,为纪州藩学者山井鼎编辑《七经孟子考文》之基础,可谓日本考证学历史上价值最高之史料。据鹿田称,京都大学狩野直喜博士拜托‘只这一件,一定要拿下’,果为其所得。狩野博士早对山井鼎的学问业绩高度评价。拍卖总额高达一万三四千日元。又及,和歌山某书画商所购之物,约二十年后的昭和二十五、六年间,再度现身大阪市场。当中主要部分,幸为我所得[21]。

纪州藩旧藏《考文》,此番即收入“和歌山某书画商”囊中。反町在其他文章里回忆起这位书画商的名字,是和歌山政治家三尾邦三[22]。1940年太平洋战争前夕,三尾曾斥资30万日元在自家建设美术馆,即财团法人南纪美术馆[23]。该馆战后废馆,昙花一现,鲜为人知。藏品陆续流出,而反町所云“昭和二十五、六年间,再度现身大阪市场。当中主要部分,幸为我所得”,应该也在这一时期。不过,可惜的是,遍检反町所刊目录、图册,未见《考文》副本。

直到1961年,此书才重现人间。天理图书馆馆刊上有馆员金子和正先生一则新书介绍:

本年四月,本馆收入南葵文库若干旧藏本……全三十二册。题签墨书“七经孟子考文”,并篇名、册数。卷首有荻生徂徕序,文末云“享保十有一年丙午正月望/郡山教官物茂卿题”。有“大连苗裔”(阴文)、“物茂卿印”(阳文)朱印。每页九行,书口印“七经孟子考文”,笔迹经多人之手。有藏书印“南葵文库”、“旧和歌山德川氏藏”。箱书“昭和九年甲戌十月 南纪后学多纪仁”[24]。

1970年10月同馆所刊《开馆四十周年纪念 近收善本书影》(善本写真集三十四)中亦载有《考文》《论语》一叶[25]。然而,在后来1998年出版的《天理图书馆稀书目录 和汉书之部》第四辑(版本之部)及2010年完成的第五辑(开馆80年纪念,写本之部)中,均未见《考文》踪迹。

2013年秋开馆83周年“汉籍与日本人”纪念展中,再次见到《考文》,给出《毛诗》首页,介绍云:“本次所展之书,即长期不明所在的纪州德川家副本,全32册。”[26]可知编目时有所遗漏。

天理图书馆图书卡片载该书条目:“山井鼎 七经孟子考文〔写〕〔享保年间〕32册 南葵文库旧藏本 纪州家本。”书高29.5cm,广19cm,开本与京大本接近。版框内高22.1cm,广14.9cm。正文半页九行,每行约廿字,版心上刊“七经孟子考文”。封面为朽叶色龟甲龙云纹押花洒金和纸。有南葵文库、天理图书馆书标。每册首页钤朱文方印“旧和歌山/德川氏藏”、“天理图/书馆藏”和“南葵文库”,惟第一册“南葵文库”印上另覆有“ケシ”印,为散出南葵文库之际所钤,同今日图书馆“除籍印”。每册末叶均钤阳文朱印“月明庄”,乃反町茂雄私印[27],可知的确曾为反町所得。鉴于反町与天理教二代真柱(教主)交游之笃,判断此书经反町而归天理图书馆架藏,应无疑义。

又见多纪仁1934年于箱内所撰跋文:

闻昆仑先生之修七经孟子考文也,书三部,一以献幕府,一以纳纪藩,一以呈西条侯。其献幕府者,今不知在处,呈西条侯者,曩归京都大学。此书即所纳纪藩者也。后此书之刊行也,传而至禹域,浙江学政阮元获之大喜,为捐资刊刻。其着十三经校勘记,颇取材于此云。此书之价可知也。况此誊本,先生心血所溅者,岂不敬重乎。拜览之余,敢加一词云。〔岂下脱可字〕昭和九年甲戌十月 南纪后学多纪仁拜识[28]。

钤阳文“艸山”、阴文“多纪仁印”。左下角有图书馆标签,写明乃1962年宇野晴义寄赠。这位宇野是福井县天理教区管理人员。据云天理教教众常有购买珍籍、献给真柱(教主)的做法[29]。

有关多纪仁(1869-1946),在此略赘一笔。其人又名仁之助,号艸山,和歌山人,世代为纪州藩儒学者,致力地方文献的保存推广。和歌山海南市海草郡善福院内有山井鼎墓表,即多纪仁1940年12月8日主持修复山井鼎墓地之际撰书[30]。可惜他学问似乎平平,文章也写得普通,已然湮没无闻。

而狩野直喜“一定要拿下”、“必须买下”的山井鼎手校《十三经注疏》,则成为研究山井鼎学问的重要史料。狩野曾于书箱内撰写识语,时期与多纪仁跋文相同:

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论语、孟子,/以上有西条儒臣山井鼎校语,疑考文所本。/周礼、仪礼、穀梁传,/以上有山井璞助校语。璞助本姓渡边氏。鼎没七十/年,以侯命承鼎家者。昭和九年十月八日。狩野直喜记[31]。

京大人文研藏书以1929年设置之初所购陶湘旧藏为基础,多丛书、汇刻、全集,旨在便于研究使用,而非搜求珍善本[32]。而山井鼎手校《十三经注疏》,因其保留了山井鼎思考、工作的原始记录,文献价值极高,堪称人文研善本之精华。吉川幸次郎所撰《东方文化研究所善本提要》中,亦将之列于经部之首:“崑崙先生为近代校疏之祖,惠延后学,名播异域,盖皇朝儒者之业,能衣被海内外者,殆莫先生若也。此册手泽具在,足称本所校本之冠。”[33]并辑录部分识语,为阐明山井鼎具体工作日程、进度的关键材料。

三、宫内厅本《考文》的基本情况

宫内厅书陵部所藏《考文》写本,一直深藏秘府,来历最为明晰。《图书寮典籍解题·汉籍篇》(昭和三十五年)“哲学·总经类”有“七经孟子考文(副本)”条云:

三十二册 享保十三年写

百九十八卷。山井鼎撰。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二字。四周双边,版心印有“七经孟子考文”,写本。匡郭内纵22.2厘米,横14.5厘米。有“秘阁图书之章”[34]。

除解题所云两方“秘阁图/书之章”外,宫内厅本《考文》第一册卷首另钤一方“帝室/图书/之章”,乃明治三十六年(1903)以后图书寮所用印章[35]。此本即荻生观等人受将军吉宗之命作补遗时所据原本。

红叶山文库书物奉行工作记录《幕府书物方日记》享保十六年九月七日条载:

新收入书本七经孟子考文 三十二册 一筥〔但 二重筥〕。花色纹形表纸,紫丝,外题萌黄。右,浅黄羽二重袷服纱包,内箱桐白木,萌黄丝纽,并折板一枚,上箱桐白木,木棉纽。但附献上之年月文书一通[36]。

并说明此为“享保十三申年六月,松平左京大夫(即西条藩主)献上”,详细记载《考文》副本收入御文库时的情形。可知从书籍献上幕府到正式收入御文库,中有相当一段时间。同日一起入库的,还有《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写本:

三十二册,一筥,浅黄土佐纸表纸,紫丝。右,溜涂箪笥,桐制,折板二枚,钥匙一枚,并附右书由来始末一通[37]。

在《元治增补御书籍目录》中,此二种书排列一处,归于“国书部”之“附录类”。同列还有补遗本两种,一为享保十六年初刻三十二册本,一为阮元小琅嬛僊馆嘉庆二年序二十四册本。御文库将此四种书并列一处,恰好反映出此书由校正补遗、刊刻,至传入中国、异本回流的整个过程。昔日八代将军吉宗特意送往中国的日人著作,若干年后,自中国又传来重刻本,是此书学术价值得到中国学界认可的明证,也是中日两国学术交流、书籍往来的佳话。

四、《考文》正副本之间的关系

1. 装帧与笔迹

以上三章对《考文》正副本的流传及现状作出考证,讲述了正副本各自的流传史。透过学者、旧书店、图书馆对《考文》的共同关注,足可说明《考文》写本的学术价值。

本章则进一步对此三本关系加以分析。首先,就装帧而论,三本均有不同,以宫内厅本最为精美。用纸虽略有大小出入,但大体仍属“美浓本”范畴,且版式、书写格式完全相同。参考宫内厅藏《补遗》写本版框尺寸(15×22cm)及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所藏另一种《补遗》写本的版框尺寸(15×22.1cm),可以推定,不论《考文》还是《补遗》的写本,书写纸所用版木规格应为一致。

其次,就笔迹而论,内藤湖南判断京大本有山井鼎手迹,对比京大人文研藏山井鼎手校嘉靖闽刻本《十三经注疏》批注笔迹(见附录1-1),可知应为《周易》上中下三册、《毛诗》六册、《礼记》第二、三册之笔迹,即a-1,凡11册,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笔划端然秀俊,极为工整。此外另有笔迹五种(见附录1-2),其中a-3、a-4分量最大,各约十册。a-2仅出现在《尚书·古文考》中,a-5、a-6都只是《礼记》第四册的一部分。天理本笔迹似出于五人之手,整然稍胜于前。因暂未取得完整图像资料,故暂时无法与京大本、宫内厅本细作对比。不过从有限的图像资料可知,附录2-3之字迹瘦长工整,与a-2、b-2书体一致,应出于同一人之手。宫内厅本抄工最佳,约成于六人之手,其中b-1、b-2最为工整端丽,前者凡14册,后者凡11册,约占全书分量之八成。b-1虽与崑崙书体接近,但较崑崙书体更为瘦窄。此外,b-3与京大本中约占十册分量的a-3一致,此种书体颇为拙稚,难称美观,在宫内厅本中仅有两册,在天理本中亦有出现。b-4较扁平,与京大本中约占十册分量的a-4很接近,仅有数叶。比对发现,正副本所用抄工颇有一致之处,整体以宫内厅本最为美观,京大本中与崑崙手书所占比例各自平分秋色的a-3、a-4,或因不够秀丽之故,仅在宫内厅本中零星出现。虽然无法判断崑崙之外的笔迹所出何人,但至少可知崑崙在制作正本之际所用抄工,在后来西条藩制作副本之际,仍有登场。

2. 正副本内容分析

接下来,就内容而论,颇有异同。本文重点比勘了正副本的前三册,即《周易》上、中、下三册,卷首至卷十部分(见附录2)。可以发现,天理本在忠实反映京大本原貌的基础上,也有作出修改之处,并同时反映在宫内厅本中。比如①徂徕序中,京大本称“纪藩羽林将公”,副本均作“西条侯”。“纪藩羽林将公”是对西条藩主松平赖渡的中国风雅称,而“西条侯”则为相对谦逊的称呼[38]。盖因西条藩作献上本之时,对徂徕原文所用雅称稍作改动。与之相对,如⑧,京大本山井鼎衔名为“纪府分藩京兆家文学”,而在天理本及宫内厅本,均作“西条掌书记”,亦是西条藩在制作副本时,考虑到呈献对象,而将原先臣下所用敬语改作自谦语。有关徂徕此序,至宫内厅书陵部藏《补遗》写本,又删去“浮屠所守,而学宫之名尚在”、“又虑所托匪人,职乖其业,藐如以眎,更十年而雨漶蠹蚀之弗顾,虽反求之,殆将失也”二句,都是徂徕原序有关山井鼎著书之心迹,颇能反映徂徕对弟子的爱重。《考文》正副本对徂徕原序的保留程度,亦足说明正副本的文献价值。

再看④⑥⑨等条,皆为天理本在京大本的基础上作出增补,宫内厅本据改。

何以认为天理本改动在先,宫内厅本完成在后?则可通过天理本与京大本一致、但宫内厅本独作出改动的例子来说明。如②,天理本据京大本作“将公之幕”,显然忽略了①中的用语变化,而宫内厅本则注意到这点,已修改为“侯之幕”。

又如③,凡例“经之者,自十三经始,挽近之称也”下注文,京大本、天理本作“再按,文献通考云,直斋陈氏书录解题始以语、孟同入经类”,宫内厅本作“按,国史经籍志云,唐定注疏,始为十三经,未详其所据也”。京大本、天理本均引《文献通考》云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将《论语》、《孟子》著录为经书,是为强调《语》、《孟》入经类的时间。此处“再按”一词,似乎说明尚有前文按语,惜无从追考。而宫内厅本改引焦竑《国史经籍志》之观点,解释“十三经”成立于何时,但本身说法模糊,值得商榷。因此,副本在制作过程中,虽相当用心,但亦有失却山井鼎原意者。

如?,天理本与京大本内容相同,但宫内厅本却将“暗作昧”写作“暗作时”,殊不可解。核足利学校藏南宋刊本《周易注疏》可知,疏文云:“正义曰,冥升者,冥犹昧也。”[39]可知宫内厅本实为转钞过程中产生的笔误。复检京大人文研山井鼎手校嘉靖闽本《十三经注疏》,见朱书批注亦云“暗作昧”。不过,在享保十六年刊《补遗》中,这一笔误已得到纠正。而宫内厅本较之前二本删去的“故曰利於不息之贞十八叶右一行於作于”,则并无问题。这一条校记虽然同样反映在山井鼎手校嘉靖闽本《十三经注疏》批注中,但崇祯本作“故曰利于不息之贞”,因“此编所校,以崇祯本为主,参以诸本,以崇祯本世所尚也”(《考文·凡例》),故而不必出校。

如???,宫内厅本均对经文在文本中的具体位置作出较之前二本更为准确的描述。如?,宫内厅本对前二本的表述略作调整,含义未变,皆指闽本、监本阙“牝牛”二字。又如????????等,都是宫内厅本就细微处所作订正。也有京大本在后来作出增补、天理本无、宫内厅本同京大本的情况,如?。由以上诸例可知,宫内厅本应成于天理本之后。当然,副本制作过程可能比较复杂,不一定是机械地完成一部副本,再完成一部,不排除同时交错作业的可能。但至少可以断定,在《考文》的前三册,宫内厅本成立最晚,亦可见制作者努力完善的意图。

此外,宫内厅本的一些改动,应该发生在抄写完成之后。如⑩?????,检原本可知,均有细致的涂改、挖补痕迹,对照宫内厅藏《补遗》写本笔迹,可以推测,这些改动发生在《补遗》本制作之时。有关《考文》到《补遗》写本及刊本的过程,将是我今后重点考察的问题。

副本抄写过程间有衍字、错行、增删等,总叶数亦微有出入,如京大本《毛诗》为289叶,天理本同,宫内厅本为288叶。京大本《孟子》共96叶,天理本同,宫内厅本为97叶。翻检正文,亦不难知抄工在制作副本的过程中,觉察衍字或错行等情况之后,尽量设法与正本保持一致,或增减某行字数,或略微改动语助词,不致错行、增叶。譬如??,也可以看到改动者最大程度保留原貌、尽量不改变原文字数的努力。

要言之,京大本标记改行、空格、增删等处,天理本、宫内厅本据改。宫内厅本誊写之际,较之天理本更有完善,亦多见涂改删削痕迹,于补遗本具有反映,可知各本关系。不难窥见补遗之时,改动较小处,直接标于宫内厅本。待至刊刻《补遗》,又有改动,譬如将刊本较难表现的“朱围”(标识崇祯本强补妄作之处)改作“重围”。探明《考文》正副本的关系,对接近山井鼎著作之原貌、以及理解《补遗》如何形成意义重大。而如果要更准确地掌握山井鼎思考及工作的过程,那就必须对京大人文研藏山井鼎手校嘉靖闽本《十三经注疏》作进一步分析。试举一例说明,桥本秀美曾指出,足利学校藏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檀弓上注“礼祖而读赗”,《考文》所引“祖”作“袒”,阮元《十三经校勘记》推测考文乃误,而足利本确作“祖”,因此“是《考文》在编辑过程中产生讹误”[40]。核《考文》正副本可知,两副本的确均误作“袒”,而京大本作“袓”。复检京大人文研藏山井鼎手校《十三经注疏》,见嘉靖本“袒”字径被墨书改作“袓”,明确获知这种讹误产生的源头。诸如此类,不可胜计,进一步调查,是我今后的工作。

又及,《考文》诸正副本、宫内厅《补遗》写本于凡例末均录有崑崙识语,计两百余字,而享保十六年刊本不收,兹录于下,以彰崑崙苦心:

臣鼎伏惟古者右文之代,六十州皆有学。足利学迺亦下野州学,岿然独存其所,讲习皆汉唐古书,盖历数百年弗替也。中值丧乱,为浮屠窟宅守者,盲聋相承,古籍异书,往往散逸。及乎近世,洛闽之学盛行,而人不贵古学,遂令其仅存者束之高阁,多为风雨虫鼠所蚀坏。诚所谓美玉蕴于碔砆,精炼藏于矿朴。庸人视以忽焉者,岂不悲乎。所幸天之未丧斯文,今搜之于将亡之间,而海外绝域乃获中华所无者,录以传于将来,不亦喜乎。此其所以不辞劳苦,矻矻从事于斯也。

享保十一年丙午 月 日臣 鼎 谨识

结 语

江户时代,由幕府下令、费心传入中国、期求流传彼邦的日人著作,惟有《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而已[41]。山井鼎与此凝聚一生精魂心血,虽书成病殁,而学问不朽。其时中日两国虽无官方往来,幕府却希望通过本国著作,向彼邦学林夸示本国文明教化。若干年后,此书的确为中国学林所识,虽然“其原书在海外,经师征引,疑信参半”[42],但学者多对山井鼎所用诸本怀有浓厚兴趣。至杨守敬、张元济等人赴日搜书访书,无不欲睹崑崙昔日所见孤本、欲证《考文》所言,至今余音不绝。

江户后期至明治以降,日本学者对此书关注一直未减。江户后期儒者松崎慊堂刊刻经籍[43]、昭和初年足利学校复制所藏《古文孝经》、1973年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后援会影印出版南宋初年刊本《周易注疏》、次年同会影印出版南宋刊十行本《毛诗注疏》,凡此种种,均可在崑崙事业的延长线上加以理解。

至此,《考文》正副本流传过程及彼此关系已然明晰。由人文研藏山井鼎手校闽刻《十三经注疏》,至《考文》正副本,再到《补遗》写本,并《补遗》诸刻本,可以看到此书成立的清晰历史。有关从山井鼎批注到《考文》、从《考文》到《补遗》的成立等问题,则俟诸今后之考察。

【附記】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永田知之、梶浦晉、史睿、王天然、蔡丹君諸位先生的悉心指導,亦有幸得到顧永新先生的指點與鼓舞,於此謹致謝忱。在顧老師的努力下,鳳凰出版社即將影印刊行本文所云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七經孟子考文》正本及宮內廳書陵部藏《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寫本,可與國家圖書館近年影印享保十六年東都書林《補遺》刊本對照同觀,是接近山井鼎思考原貌、考察《補遺》刊本成立過程的重要文獻,洵足期待。

【作者信息】瞿艳丹(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东洋史学博士后期课程)

附录1:《七经孟子考文》诸本笔迹问题

1-1

左:京大人文研藏山井鼎手校嘉靖闽刻本《十三经注疏》

右:京大本《七经孟子考文》

1-2

京大本

宫内厅本

a-1 山井鼎笔迹

《周易》上中下三册,《毛诗》六、《礼记》二、三,共十一册

b-1

《周易》上中下,《尚书》上中下,《毛诗》一至四、六,《礼记》八至十(除卷五十九叶一ab),约十四册

a-2

《尚书》古文考

b-2

《毛诗》五,《左传》一至六,《礼记》卷一叶一ab,《礼记》二、三、四、七,约十一册

a-3

《尚书》上中下(除《古文考》),《左传》三至六,《礼记》一、五、七册,八册之卷四十二、四十三,约十册

b-3

《礼记》五、六,共二册

a-4

《左传》一至二,《礼记》六,第八册之卷四十四至四十九,九、十,《论语》上下,《孝经》,《孟子》上下,约十册

b-4

《周易》卷五叶四ab、《礼记》卷十二叶四ab、《礼记》卷五十九叶一ab、《论语》卷四三ab

a-5

《礼记》四之卷十六至卷十八

b-5

《礼记》一(除卷一叶一ab)

a-6

《礼记》四之卷十九

b-6

《论语》上下,《孝经》,《孟子》上下,共四册

2-3

天理本《考文》笔迹之一

附录2:《七经孟子考文》正副本校勘记(《周易》上中下三册)

[①]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缘起》,《日本访书志》第一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邻苏园刻本,第二页a、b。

[②]狩野直喜《山井鼎と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支那学文薮》,弘文堂书房,1927年,第178-209页。其他有关山井鼎及其著作的研究,还有野田文之助《山井崑崙と七经孟子考文の稿本について》,《东京支那学报》第一号,1955年6月,第206-208页;吉川幸次郎《日本人の知恵――山井鼎と国文学》,《吉川幸次郎全集》十八,筑摩书房,1970年;森铣三《山井鼎とその七经孟子考文》,《森铣三著作集》八,中央公论社,1971年;藤井明《山井崑崙》,藤井明、久富木成大《山井崑崙 山县周南》,丛书日本の思想家18,明德出版社,1988年。末木恭彦《徂徕と崑崙》,春风社,2016年。

[③]狩野直喜《山井鼎と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第180页。藤井明《山井崑崙》,第12页。

[④]藤井明《山井崑崙》,第111-112頁。

[⑤]《考文》写本原似不止此三种,大庭脩认为,此外至少还应有崑崙自留本与崑崙乞徂徕序文时所进之本,见大庭脩《中国でなくなった书籍の逆输出——佚存汉籍还流の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35辑,2002年3月,第21页。

[⑥]《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上,宫内省图书寮,1930年12月,19b-20a。

[⑦]狩野直喜《山井鼎と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第178页,此为拙译。

[⑧]顾永新《〈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考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9卷第1期,2002年1月,第86-87页。

[⑨]和刻本开本尺寸,基本有大、中、小三种,之上为特大,之下为特小。大本通常指美浓判纸对折后的尺寸,别称“美浓本”,标准尺寸为高30cm,阔21cm,但并非绝对。参考《日本古典籍书志学辞典》,岩波书店,1999年,第80页。

[⑩]《一诚堂古书籍目录》卷首序文,一诚堂书店,1925年10月。

[?]该条目上以铅笔画圈,墨书“现存京大图”,应为本校某位老师的标记。《一誠堂古書籍目錄》,第255頁。

[?]在日本,1927年,150日元可以买到阮元编《皇清经解》,80日元可以买到汲古阁本《十三经注疏》。这些数据可以帮助对《考文》当时的书价有所认识。参考《一诚堂古书籍目录》,第281-282页。

[?]狩野直喜《半农书屋日记》,《春秋研究》,みすず书房,1994年,第272-280页。

[?]1922年始,仓石武四郎自东京往京都,求学于狩野门下,深服其学问。而他对山井鼎及足利学校藏书实早有关注。他在东京读书时,与松云堂主人野田文之助相识,曾读过野田抄掇之广濑旭庄《日间琐事》中有关足利学校相关见闻,语涉山井鼎学统后裔山井璞助之事,颇见前人未发之细节。1923年,他借大阪府立图书馆藏《日间琐事》抄本及怀德堂松山教授藏抄本,加之参订,后刊行出版,名曰《足利学校见闻记》。虽只是二十余页的小册,却足证仓石在老师家获覩原本《考文》之际,早已对山井鼎的学问及周边细节相当熟悉、关心。

[?]大阪府立图书馆编《孝经善本展览会目录》,1937年6月,第60页。

[?]大庭脩《中国でなくなった书籍の逆输出——佚存汉籍还流の研究》,第20页,引文为拙译。

[?]宅藤勇见彦编《南葵文库概要》,南葵文库发行,1913年,第11页。

[?]《南葵文库藏书目录·支那哲学》,南葵文库发行,1908年10月,第275页。

[?]松云堂主野田文之助《山井崑崙と七经孟子考文の稿本について》,第208页。

[?]《日本古书通信》第十一号,昭和九年(1934)六月廿五日,第5页。

[21]反町茂雄《搜书家·业界·业界人》,八木书店,1984年,第171-172页,引文为拙译。

[22]反町茂雄《搜书家·业界·业界人》,第348页。

[23]金子淳《博物馆の政治学》,青弓社,2001年,第50页。

[24]金子和正《新收书介绍 七经孟子考文》,《天理图书馆报BIBLIA》第十九期,1961年6月号,第11页,引文为拙译。

[25]《开馆四十周年纪念 近收善本书影》,第12页。

[26]《开馆83周年纪念展 汉籍と日本人——中国古典籍の传来と受容》,天理图书馆,2013年10月,第28页。

[27]铃木德三《增订版 弘文庄待贾古书目总索引》,卷末附录“弘文庄印谱”,八木书店,1998年。

[28]承蒙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贵重书室工作人员慨允,获覩书箱原物,谨此致谢。

[29]此条信息承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梶浦晋先生指点获知。

[30]大岛晃《先学の风景――人と墓》,《汉文学解释与研究》,汉文学研究会,2004年12月,第188-189页。

[31]承蒙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梶浦晋先生慨允,得观此书箱内文,于此谨致谢忱。

[32]高田时雄《陶湘藏书购入始末》,《东方学资料丛刊》第十七册《陶湘丛书购入关联资料》,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2010年,第3﹣12页。

[33]吉川幸次郎《东方文化研究所善本提要》,初出于《东方学报 京都》第九册,1938年10月,原题《本所善本提要》,后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17,筑摩书房,1969年,第565页。

[34]《图书寮典籍解题?汉籍篇》,宫内厅书陵部编,1960年,第45页,引文为拙译。

[35]《图书寮丛刊 书陵部藏书印谱》下,第618页。

[36]《幕府书物方日记》九,收入《大日本近世史料》,东京大学出版会刊行,1973年3月,第74页。

[37]《幕府书物方日记》九,第75页。

[38]有关称谓问题,末木恭彦亦指出,“羽林将军”是“近卫中少将”的中国风称呼,西条藩主松平赖渡当时官至左少将,与“近卫中少将”相符。《徂徕と崑崙》,第98页。

[39]《影南宋初年刊本周易注疏》,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后援会刊行,汲古书院,1973年,卷七第二十五叶后。

[40]桥本秀美《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编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17﹣1718页。

[41]山本岩《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西渡考》,《宇都宫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一部40(1),1990年2月,第37页。

[42]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一,第七页a。

[43]刘玉才《松崎慊堂与〈缩刻唐石经〉刍议》,《岭南学报》复刊号(第一、二辑合刊),2015年,第251页。就爱阅读www.officialshoponlines.com网友整理上传,为您提供最全的知识大全,期待您的分享,转载请注明出处。

热点阅读

网友最爱